《礼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国家，领导人民，安邦定国，教学为先，教育是排在首位。唯有提倡全民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才能使国家真正长治久安。清朝时期著名的教育家陈弘谋先生，以毕生之实践力行，印证了圣贤教育的治世之效。

　　甲、陈弘谋先生生平陈弘谋（一六九六—一七七一），字汝谘，号榕门，谥号文恭，广西临桂（今广西桂林）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康乾盛世名臣。他家境贫寒，幼有大志，素好读书，刻苦自励，“为诸生即以泽物为己任，常曰“吾平生耻作自了汉”，及入仕益讲求经世策”，识者皆知其志向远大。

　　甲一、诚一不欺

　　以国为家陈弘谋先生的哲学思想源于宋五子，以薛瑄、高攀龙为宗。他为人、治学以“诚一不欺”为本，以一“诚”字贯彻始终，宋儒司马光对其影响颇深。诚如弘谋先生在书室中所题写的：“莫作心上过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这体现出他对于“诚”字的深刻理解。

　　作为康乾盛世的名臣，陈弘谋“以民心为己心，视国事如家事”。雍正九年，清世宗曾经在他上奏的奏折中批示道：“‘敬慎’”二字，时刻不可释诸怀。”这句金玉良言成为弘谋先生为官做人的准则。

　　据《清史稿》记载，在乾隆时期的“封疆大吏”（执掌数省最高军政权力的朝廷要员）中，以尹继善与陈弘谋最为贤明。陈弘谋为官三十多年，担任过十二个省的巡抚、总督，累官至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在地方任职之时，他革新铜政，兴建水利，兴办义学，刊刻书籍。他所到之处都兴办教育，化民成俗，《清史稿》说，这就是“古所谓大儒之效也”。在他的传记中记载：“（弘谋先生）义仓乡学随地建设，州县入见，如老妪训儿，谆谆絮语，不惮舌敝。”（ 袁枚《东阁大学士陈文恭公传》）百年之后，人们依旧感戴他的德政。

　　历任三朝的军机大臣张廷玉是陈弘谋的老师，会试后曾以“远大”相许，并亲书“培远”为其堂额， 因此后来弘谋先生的著述都冠以“培远堂”，以纪念他的老师。张廷玉在奏疏中曾经举荐过这位门生， 称弘谋“能以民心为己心”， 亦“视国事如家事”，并谦虚自称“臣所不如”（语出《圣清渊源录》）。可见其德政深为长上所嘉许。

　　甲二、培远施教

　　兴办义学作为一位政教并行的教育家，陈弘谋在四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视教育为其施政之要务。陈弘谋他非常重视书院教育，不但给学生丰厚的待遇，还聘请贤明的老师来教导他们，公余之暇，自己也会去书院亲自教学，身行言教，不厌其烦，必“为发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实践为归。”（陈弘谋先生《墓志铭》）可见他的教学是以孔孟学说为要旨，且重视实践力行，不尚浮华空谈。在教学的过程中，弘谋先生还举荐、提拔了不少人才。

　　在云南为官四年，陈弘谋兴办新旧义学六百五十多所，在振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上贡献很大。乾隆二年，云南义学已建成七百多所。他还为各郡的义学筹备资金，增加田产，倡导各级官员捐献资金以兴办教育。此外，他还刊刻许多书籍，如《孝经》、《小学》、《近思录》、《大学衍义》等，分发到各学校、书院，以助于培养人才。弘谋先生政教并行的德政，感动了老百姓，当他离任之时，百姓“空市出送”，学生“攀辕挽留”，少数民族的百姓们“毕集邮亭，有感激至于泣下者”。这便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教学，重在身行而后言教，人民纵然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也能感受到力行孝、敬才是幸福生活之根基。弘谋先生感动少数民族，依依不舍，便是圣贤君子，既在一方为官，必以父母官自期，为人民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弘谋先生兴义学以帮助少数民族没有能力在家中受教的子弟；又在管辖之地，亲自到府学、县学（即国家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公务员的学校）教授，发明古圣先贤设教之要旨，从中为国家发现贤才以培养后进。这是君子成教于国。然而，弘谋先生深知，家教才是人才辈出之根本，所以，他一直努力将古圣先贤关于家庭教育、为官从政之重要教诲，汇集成为一册，便于天下学习、力行。这些方方面面的教育汇成一起，就是《五种遗规》。

　　乙、《五种遗规》的编订
　　《五种遗规》是陈弘谋先生与其同年王罕皆、老友葛正笏（他是陈弘谋先生学术事功上“最得力的僚友”）、张少仪先生采录先儒格言，多年来共同“挑灯商榷，以定去取”编订而成。用于流布乡塾，推行儒家教化，被誉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书”，因其教化的精义通于心性，乃人性本具的至善至德。

　　《五种遗规》涵括了《养正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教女遗规》和《在官法戒录》。举凡人的一生，始从蒙养胎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出仕入世、为人做官，无不包罗殆尽。

　　《五种遗规》序言说：“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端，自儿童始。……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 于是乎在。故“蒙以养正， 是为圣功”， 义至深矣。”这就是所谓“养正”之义，也是陈弘谋编辑本书的指导思想。陈弘谋认为《养正遗规》“凡所以笃伦理、砥躬行、兴道艺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于大学之途，庶几源洁流清，于世教不无少助乎！”

　　乙一、《养正遗规》：蒙以养正圣功也

　　《养正遗规》卷上、卷下成书于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年），即陈弘谋授天津分巡河道之时。至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年），任江西巡抚时完成补编。《养正遗规》采录

　　 从北齐到清代共二十四篇关于“童蒙养正”的篇章，是童蒙教育的最佳教材。《易经·彖辞》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蒙”是代表天地初开，万物幼小脆弱，要善加保护养育，始能生长，及至成材。陈弘谋先生于《四种遗规总跋》中说，（童蒙养正是）“人才之所由出，而立教之始基也”。这个教育根基非常的重要，是关乎一生成圣成贤的根本，是关乎世道人心的源流。“先生以子弟入学，宜端蒙养，乃辑前人教导童蒙之言为此书”（《年谱》）。这就是编订《养正遗规》的由来。

　　陈弘谋对幼儿的教育，首重循规蹈矩、收摄身心。这是培养圣贤的第一步。所以他在《童蒙须知》上，特别指出“凡一物、一则、一事、一宜，虽至纤至悉，皆以闲其放心，养其德性，为异日进修上达之阶。”在幼时就帮助孩子长养安定之气。读书首重立志，即使是童蒙，要想长养其浩然正气，不可忽视立志。因此，即使是初开知识的童稚，也务必教其读书志在圣贤，为此，弘谋先生特别嘱咐父母师长，务必放下功名利禄的心，教育子女。他说“世人所谓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禄耳……所夸材隽，不过泛滥于记诵词章，而不复知孝弟忠信为何事”。可见，令子女成长成为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原因，还在于父母长辈要特别注意，不能让名利之心给孩子负面的影响，令其读书越多，傲慢越盛，贪心越多。

　　立志而无实行，是为空愿，所以，谨言慎行是童蒙养正之重要教育。陈弘谋先生主张，教育子弟不能疏忽小节：“毋轻小节，毋鹜速成，循循规矩。”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从小就奠定身心修养的深厚基础，在天真的性情还没有受到染污之时，就能通过教育而不忘失“身心交治之功”，渐而扩充他的“良知良能”，这样就能够脚踏实地，而不至于空谈心性、流于记问之学了。

　　《养正遗规》的编写正是用以端蒙养、笃伦理、成人材、兴教化。其选材都是“本末略备”、简要而易通行的先贤教诲，从本到末，从理到事，无不齐备。理论上，格致诚正、学问思辨、修齐治平等儒家教学的原理原则均有涉及；方法上，儿童的一言一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具体规范，都详加训诫。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乙二、《教女遗规》：闺门为王化之原《教女遗规》的编订成书是在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年），陈弘谋先生任江西巡抚时。此书采录了十篇古人关于“女德”的训诲，强调了女子应具的人格规范，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其编订是缘自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正所谓“男女均不可无教，闺门为王化之原也”。（《四种遗规总跋》）弘谋先生在《教女遗规序》中提出， 受良好的教育是天下人共有的权利，对女子而言更是如此：“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由此可见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陈弘谋《教女遗规》开篇便是《女诫》，因为它道出了教导女子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始之以卑弱，终之以谦和”。这也对现代社会非常具有启发性，对母亲如何教育子女方面特别有指导意义。

　　乙三、《训俗遗规》：化导于讼之未起

　　《训俗遗规》编订成书是在乾隆七年，弘谋先生于豫章使署之时。先生在序文中讲述此书的编订，是源于他在江苏按察使任上之时，见到数千余件的狱讼积案，深感其原因是因为“人心渐习于浮薄”，从而导致世风日下。解决的办法唯有通过推展圣贤教育，才能够“化导于讼之未起”。因此，在平日就要着力于教化，使人心醇厚，则讼端自息，不应未施教化，而以刑为教。

　　 陈弘谋先生用心地采录古来切关人心风俗的名言，举凡社会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从立身处事到居家涉世，凡是关于人心风俗的教育篇章，都尽力搜罗。共选取三十篇古训，以刊布民间，导正民风，使地方官员可依此化导各方，借以改善世风。其中心，便是教导大众，立身务必孝敬存心，处世务必谦抑以让。

　　《训俗遗规》所选录的篇章，陈弘谋先生将其应用于为官施政之中，取得明显的效果。例如，他在江西为官时，见到许多大家族常兴狱讼，他就效仿《吕氏乡约》，令其各自荐举贤明之人为“族正”，定期召集族人，用乡约互相规谏、各自悔过、抑恶扬善，从而平息争斗，“导以礼法”，使民风得到改善。（见《先朝先正事略》卷十六）

　　值得一提的是，弘谋先生在《居家条仪》上，更详细论述了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规范，非常有借鉴意义。例如，他讲出家庭要注意利和同均这个原则，指出“凡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贵加于父兄宗族”，而要帮助族中有需要者。这对于帮助国家做好养老育幼的工作，非常有现实意义。真正能够尊重、力行这些教导，和睦家庭逐渐可成。

　　乙四、从《从政遗规》到《在官法戒录》
　　《从政遗规》的序文作于乾隆壬戌年，于西江使署。此书采集了二十二篇古代用以训诫为官者之言论，涵括了为官者的言行准绳、办事方法等等，以期官员能“率先而化导”百姓（《四种遗规总跋》）。“以刑家训俗教勉僚属，为理事安民之要。”（陈兰森《学仕遗规》识）因此，《从政遗规》是教导官员如何做官的一部好教材。

　　 陈弘谋先生《从政遗规》编订完成之后，即将以上四书合订成《四种遗规》刊刻印行。“余从古今人文集语录中择其有裨于居家日用伦常风化者，辑为《四种遗规》，既以自勉，因以训世。”（《学仕遗规叙》）

　　 《四种遗规》体例严整规范，每篇文章之前都有弘谋先生的序，书中所录先儒格言，人各一帙，书名下注作者简介，正文前为弘谋先生按语，说明采录原由，正文时或有旁注。《四种遗规》编订完成之后，广泛地刊刻、流通于家塾、义学、书院等地，对读书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官法戒录》编订成书是在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年），弘谋先生任江西巡抚时，序文作于豫章使署。清朝末年，官府“胥吏”（古代掌理案卷、文书的小吏）拥有很大的实权，为恶甚易，已成为政治的极大弊病。于是弘谋先生等人编录切关胥吏的历史故事，每则故事后注明出处，加以论断，将此分发给胥吏，以代替文告，“见善者而以为法，见不善者而以为戒也”，这是弘谋先生对于当时政治感到担忧之处。他认为：“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也就是说，具体办事的公务员的素质，关系到整个国家政治，事关重大，需要予以好好教育，因此因果教育就成为真正能够救世的教育。这一点，不仅可以帮助我国反腐倡廉，更对全球各个地方，提升社会管理都有借鉴意义。

　　丙、《五种遗规》：移风易俗之效

　　 《五种遗规》编订之后，校书的工作是由陈氏家族子弟完成的，这是陈氏长辈用心良苦的安排。在《学仕遗规补》序文中说：“叔 伯父纂辑《五种遗规》，命子侄辈同司编校，冀其多识嘉言善行，以为淑身淑世之具也。”由此可知，陈氏子弟能够参与编校工作，《五种遗规》中的箴言良语就能潜移默化地深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一生立身行道的准则。

　　这部书陈弘谋先生不仅日常用以劝诫亲朋和僚属，而且广为刊刻印行，用于义学、书院教育，影响颇为深远。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年），弘谋先生特地捐资刊印经史典籍，以资助广西教育，将这些书分别送到广西的七十二义学及八所书院中，以供读书人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了《五种遗规》。

　　由于《五种遗规》的内容“平易而可行”，采录范围广，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适合男女老幼士农工商等各种不同身份之人。因此，此书成为陈弘谋先生及后来许多官员、士人用以推广圣贤教育的一部实用的宝典。

　　有许多官员数十年读书、做官都以此为准则，力求身体力行，唯恐违背弘谋先生的教诲。《圣清渊源录第十八》亦记载，《五种遗规》中的典籍，影响所及，使得“士大夫家有其书”，可见在当时，这部宝典已经“润物细无声”地广泛流传。季文敏先生对此书更是赞叹有加：“其事幼学壮行，其效移风易俗，乃天地间不可少之书。”可谓赞叹至极。《五种遗规》所阐述的道理透彻明了，陈弘谋所推行的儒家教育易于普及，季先生说，这正是源于弘谋先生身教的影响。此书成书后的三百多年间，广为刊刻流传，影响深远。
　

　　近代大儒雪庐李炳南老教授教导学生之时，即指定《五种遗规》这部书为修身的必读本，并以此作为小乘的基础，于此基础上扎根，才能够契入大乘。净空老教授也曾经说过，《五种遗规》和《四书》“能救中国，能救世界”。可见此书的非凡价值。

　　净空老教授还倡导，要扎好儒释道三个根《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和《十善业道经》，这是德行的大根大本。此三根与
《五种遗规》正是互为表里、一体不二的关系。

　　综上所述，《五种遗规》是一部可用于童蒙养正、修身齐家，乃至于出仕入世的圣贤宝典。恪守圣训，依之而行，内则能敦伦尽
分，闲邪存诚，外则可移风易俗，化导一方。是不可多得的圣教精华，是天地间不可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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