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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欲富民,重视本业

刘余莉教授主讲 

  
  怎么样富民呢?古人眼中的“富民”可能和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富民”还不太一样。《晏子》上记载着,齐景公请教晏子:“富民安众难乎?”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如果能够节制欲望,人民自然富裕;审判诉讼能够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想富民安众,把这两条实施到位就可以了。所以,在古人看起来怎么样富民呢?并不是说去刺激消费、发展经济、追求GDP的增长人民才富裕。其实单单追求GDP的增长,往往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说苑》上记载,魏文侯向李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刑罚的根源产生于哪里呢?”李克回答:“是产生于人民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的、邪曲不正的这种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过分放纵安逸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纹饰之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心思用在奢侈品之上)。”“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这个时候能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是很少有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装饰得很精美,而且以此来互相骄矜,来比试看谁的更奢华,如果这样做的话,要让人民不骄奢淫逸,这也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奇技淫巧,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就是“国贫民侈”,国家越来越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如果这个国家贫穷,而人民又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就等于是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人民已经被驱上了邪路,又用法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给人民设置了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本,而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
 

   在《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他讲:“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意思是说,人的这种自然的欲望,也就是人之情(人之情和性还不一样。人的本性都是清净无为的,就像这个水很清澈,没有任何的染污)、人的习气、人的习染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喜欢吃的都是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白天想着这些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是想着怎么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和水往下流、瀑布往深壑里流淌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自然而然的。


   古代的人对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深渊。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任其发展,最后人自己也没有办法来束缚自己。所以古人通过礼法、制度来严格地防患于未然,而且让人把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欲而不贪。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商家都可以卖那种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民看到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就不能不去买。而商人之流,家家户户都超越等级地享受,奢靡无度。所以,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民就都去追求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里去宣传劝导,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而且这还不止,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那会怎么样呢?这样就导致农夫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如此一来,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所以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都集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于是很多人就沦为奸寇、强盗了。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那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不可胜数,而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人民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的,现在粮食都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国家也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这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所以“重农抑商”,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农业付出得多,收入得少,而工商业付出得少,收入却很丰厚,两者有着鲜明的对比。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亲自去耕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贞观政要》其实也秉持了这样一种“节欲则富民”的理念。书中讲:“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为君之道,必须先使百姓能够生存,安居乐业。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就像割了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但是终究会身亡。如果想使天下安定,必须首先使自身端正。没有自身端正但是影子却是歪斜的,没有上面治理得很好下面却是混乱的。“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真正伤害人身的并不是外界的事物,都是人过分的嗜欲导致的灾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如果这个君主沉迷于美食,放纵于享乐,欲望越来越多,所带来的损失也就越来越大,既妨害了政事,也侵扰了百姓。“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再说出一些不符合礼义的话,百姓就分崩离析了。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不敢放纵、过分地安逸。这是告诉我们,历代的明君能够治理好天下,缘于他自己率先垂范,节制自己的欲望,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政治最急迫的事没有比让人们富裕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就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就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就是说,征徭役不要太多,收的税不要太重,这样的话民众就会富裕了。要重视礼乐的教化,让人民远离疾病和犯罪,这样人民就可
以长寿了。鲁哀公接着又说:“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他说,如果我真的按着你说的话来做,很少地征收徭役,减轻税敛,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很贫穷了吗?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不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仁德君子执政,他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事呢?”意思是说,君是百姓的父母,百姓都富裕了,做国君的怎么会贫乏呢?这告诉我们,在古圣先贤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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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摘自 群书治要十讲 刘余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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