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上讲：“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能够批评我，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表扬我，但表扬得恰当，这是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没有真才实德，没有能力，而他为了让我高兴，谄媚我、奉承我，这样的人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我们身边的人是师、是友，还是邪佞之人。

　　前不久，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跟我说，你看蔡老师、锺博士他们讲课都是满面春风，面带笑容，看着很欢喜，但你讲课的时候满面寒风、冷冰冰的。其实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向都比较严肃，所以讲起课来也是如此，可能给人的印象就不像那些老师那么柔和、满面春风。虽然我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当我收到这条短信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重，平时走到哪里，人家都是赞叹我们、夸奖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于听赞叹话了，所以一收到这样的短信，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但幸运的是我们学了《群书治要》，明白批评自己且批评得当的人是吾师，因此，尽管非常客气地、很尊敬地回了短信，但是最初的一念还是有点不开心，这就是习气使然。
　

　　中国历史上，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着他。晋文公返回国之后，他三次封赏，都没封陶叔狐。陶叔狐就去见咎犯，说：“我跟从着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结果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文公。晋文公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在后断后，让我免于危难，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陶叔狐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

　　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有劳苦功绩的人，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忘了呢？”后来周朝的内史听到了这句话，他就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吧。”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晋文公可以称得上做到这一点了。这就告诉我们，能够以德行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因为他可以使你的国家兴盛，而不至于有覆亡的危险。

　 《尸子》上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它说，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赶来把火给救了，你会对他感恩戴德。而年老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告诉你，把这个墙的缝隙涂好，要谨慎地做好这个烟囱，让你终身没有失火的忧患，但你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如果你现在被抓进了牢狱，有人使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家三代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现在的问题是，圣贤人教导人“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人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

　　《孙卿子》在谈及用人时也说道：“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这种人口里所讲的是圣贤的教诲，又能够身体力行，就像孔子一样，他自己所说的自己全都做到了，这种人被誉为国宝。“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这种人口里讲不出圣贤的道理，但是他能够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这些规范，这种人被称为国家的重器。“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这种人口里能够讲得很好，但是不能够身体力行。不能身体力行，并不是说他作恶，而是不能够行得很好，还有一些不圆满之处，这种人是国家的用具。“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种人口里讲的全都是好话，所作所为却是恶的，这是国家最邪恶的人。“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尊敬“国宝”，爱戴“国器”，任用“国用”，并且除去“国妖”。

　　“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其实在我们的集体里、社会上也都有这样的人，就是身行的是恶，但口里讲的是善，阳奉阴违。结果让人看了之后，不仅不会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还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恰当，让人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这对社会、团体的危害是最大的。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人，特别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在给人做表率，可能我们一个微小的恶或者是一个没有注意
到的细节，都会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们要格外地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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