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联合国，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是代表昆士兰大学跟格里菲斯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是校长找我的，校长跟我很熟，认为我所想的、我们所谈的，确实能帮助联合国解决问题，就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给我学位，送给我博士学位，聘请我做教授。我说这个我不需要，这个对我没什么作用。他说你一定要。我说为什么？联合国不请和尚参加会议，他说你是宗教人，联合国不请你参加，联合国要专家学者，他说你以我们学校教授的身分代表学校参加。是这么个原因，我就接受了。到联合国之后才是大开眼界，听到我们在平常没有听到的这些信息。我们在联合国多次做主题报告，把我们这个方法告诉大家，与会的这些大使代表们听了都很欢喜。告诉我，是会后告诉我，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不能实现，做不到。这句话对我是严重的打击，那我讲的不是白讲了？然后我就想，如何让他们能相信，那只有做出榜样出来，就是要做实验，实验做成功了他就会相信。所以我就很留意在澳洲、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在美国这些国家，机缘都不成熟。
二００五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七十年没有回老家，家乡里面还有一些堂兄弟、族兄弟，我们家族很大，跟家族团聚的时候，我就把我这些年来在宗教跟国际之间的这些活动向大家做报告，希望能有一个试验点，做出榜样，让联合国这些专家学者能够生起信心。家乡同学、兄弟、朋友们非常欢喜，回家来做，我们大家支持你。所以就选择在汤池小镇，这个小镇四万八千居民，人数不算太多，我们在那里成立一个多元文化教育中心。我们那个时候想像，大概需要三年才能看到效果，我们把传统东西丢掉一百五十年了，三年就很快了。没想到，我们的老师好，老师尽心尽力把它表演出来。我找老师，三百多个人报名，最后只录取了三十七个人。这三十七个老师，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有使命感，我们这个事情做成功了，让全世界人看到，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有用，现在还有用，那这个文化就一直传下去。如果我们做失败了，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文化过时了，不适合现在，它没有用了。我们文化存亡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它做成功。做成功，我们就拯救了文化、救了这个国家民族，也救了全世界。所以老师们都有使命感。
我教他们三样东西，《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弟子规》是儒家的，《感应篇》是道教的，《十善业》是佛教的，这三样东西，你们四个月要自己做到。不是叫你读，不是叫你讲，要把这个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做出来给人看。这些老师们很听话，非常合作，两个月就做到，我给他四个月，两个月做到，落实了。我在香港，他在我的老家，打电话告诉我，我们已经做到了，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说真正做到了，就下乡入户去表演，到农民家里，看到农民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母，我应该怎样孝顺父母；看到他的儿女，那是我们的亲兄弟，应该如何友爱，来帮助他。这一表演，农民深深感受到，这中国传统文化，说太好了，我儿女没有你们这样孝顺；小孩看到之后，觉得对不起父母，没有把父母照顾好，没有尽到孝道。这就成功了。成功之后就向大家宣布，中心开课，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三个月，整个小镇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人良心出来了，不愿意做坏事，以前不正当的行为统统没有了，小镇兴旺起来。
所以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管用，我做出来了。所以十月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大型活动，把这桩事情介绍给联合国，做了八个小时的报告，三天展览。这些大使代表们半信半疑，他们都想到汤池来考察、来参观、来学习。这个事情后面有一些障碍，没有能够成功，可是信息传出去了。这些大使们，我知道的，有三十多个人，他们用私人到中国来观光旅游的身分，到我们中心来住了四、五天，把这个信息就带到国际上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多朋友到现在还念念不忘，还想著这桩事情。那一次的活动办得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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