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书便是人类灵魂的伴侣，在中国，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警示；在西方，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格言。处于不同的社会时期，身在不同的术业当中，名家学者们各抱着不同的阅读心态，有些是书迷，有些是书痴，有些是书的攫取者，有些是书的捍卫者；同时他们形成了迥异的阅读习惯，甚至由此产生了许多佳话。当我们走进这个名家阅读的大观园，一定会被他们读书的故事深深吸引，更会为他们的读书心得和做人智慧颔首赞叹。
想办法读得更多
上周著名主持人梁文道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时，给深圳市民提到一个阅读的建议，那就是：读书更有效率的办法，就是读得更多。其实在历史上，这种“读得更多”而成为大学问家的例子比比皆是。鲁迅就对青年提出读书应博览的建议。他认为，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在博的基础上，要渐择而入于己所爱的一门或几门。”
除了鲁迅先生外，康熙嗜书好学、孜孜不倦之精神亦堪称道。他博览群书，凡词章、声韵、历算、律吕、自然科学等，无不涉猎，称最有用之学是“经学史乘”。他认为读书持以不知为不知态度，重视实践，“总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晚年自以为治理天下50余年，尚无大过，均为书籍之赐。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是“博读”的忠实拥护者。他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最大化吸收知识营养
习惯是一个人如影随形的伴侣，不同的习惯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结果。纵观古今中外名人的阅读习惯，我们会惊叹阅读的方式是如此多样：一目十行型、水滴石穿型、还有“饿狼”型、“牛嚼”型等等……但无论是哪种方式，他们都去粗存精，将知识的营养吸收最大化。
一代文豪老舍的阅读习惯有一个优美的名字—“印象法”。他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的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则喜欢“厚薄”法。他认为，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寻源、彻底清楚。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当代著名作家秦牧的阅读法有极为幽默的名字：“牛嚼”与“鲸吞”。“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而“鲸吞”则是指，鲸类中的庞然大物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知识是强壮不起来的。”
那些因书而生的佳话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到的名人读书的故事或许是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读书，“地板上都印下了他的脚印”，在这样的寒窗苦读当中，《资本论》诞生了。其实，历史上的因为读书而忘却自我的人又岂止他一位？列宁读书时，专心致志，对周围的一切都理会不到。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读书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在流传下来的故事中，还有不少名人为了争取阅读时间，演绎了一幕幕感人泪下的故事。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腿锯短半尺，成为三腿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腿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而鲁迅先生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只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
而在中国古代，与书结缘的故事更是在文人们故去后多年依然幽幽地流传着，那种对于知识的执着在千年历史中芳香回转，至今仍滋润着人们的心灵。话说宋朝有人去拜访大文学家苏轼，在客厅里等了好久才见到主人出来，问其何故，苏轼回答说正在抄《汉书》。来客十分惊讶：“以您的才学还用抄书吗？”苏轼谦虚地摇了摇头，说：“这是我第三次抄《汉书》了。”正是凭着这股“抄”劲儿，使苏轼成为一代名士，文坛巨擘。而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书无数，有一年他的大女儿要出嫁，人们都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女儿什么嫁妆。王夫之高兴地拎来一只箱子，说嫁妆都备齐了。打开箱子一看，原来是满满的一箱书。王夫之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啊！”以书为嫁妆，是对知识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