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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作者:席忠祥   

时间:2007-6-26  

http://blog.sina.com.cn/u/4bf92e4a010007ve

摘自  
 
家庭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和细胞,天下之本在于家,家齐则民安。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豪门官僚还是庶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家庭建设。为了处理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家庭的和平稳定,古人又特别重视家教。因此可以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古人认为“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后天下定矣”。自古至今,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的民族英贤和优秀人物,无不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古人积累的优良而成功的家教思想和方法,如传统家庭教育中德育职能至上,视家庭为个人社会化重要场所,重视个体自我教育,宣扬社会文化等思想,可为我们今天的家教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家教作为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家庭长辈对幼辈子孙培养的惯俗,更是维系家庭、保证世系相续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家庭继承人的重要手段。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皆以教育子女为父母之责任,《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因此对子女的教育,一直作为父母的重大责任和义务。周朝的帝王已认识到教育子女的重要性,周成王主持国政后,周公就作《无逸》告诫成王不可贪图安逸。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了周公告诫儿子伯禽不可以国骄人的两段话。可以说,先秦时,华夏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风气已经比较普遍流行,父母负有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大体定形,家庭教育传统的雏形基本形成。
 
秦汉以后,家庭教育的传统得到巩固。家庭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限于子女年幼时期,而是贯穿子女的终生。陆游在78岁的这一年还写了一首诗,赠予即将去江西吉州任职的儿子,告诫儿子听讼决狱要明察详审,居官要尽职尽责,廉洁自守。
 
总之,把教育好子女作为父母的重要责任,是中华家庭教育几千年来的传统。许多父母都恪守家教的规定,呕心沥血地教育他们的子女,出现了许多教子成才的楷模。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早年家庭贫寒,四岁父亲逝世,母亲郑氏挑起持家和教子的任务,她每天教修习文识字,买不起笔墨纸砚,就用草棍在地上划,在母亲的辛勤教诲下,欧阳修终成大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二、传统家教注重德才兼备。
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子做人,其次才是教子做事。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尊德性而道学问”,强调知识授受的道德化,从而使知识授受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品德教育,教子女如何做人,是传统家教最突出的特点。无论上层贵族还是民间劳动家庭,在家教中,历来重视德育,以教育子女如何做人为主要原则。明朝高攀龙在临死(被魏忠贤所害)之前给子弟的遗书中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传统家庭教育可给我们不少借鉴:古人主张“养正于蒙”、“教子婴孩”,就是要从小注意家庭成员道德品质的培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使其耦合家庭血亲性的伦理意义”(张艳国:《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功能及其特点》,《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使品德的不断提高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统一起来。中国这种伦理型社会,在早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完备及其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调节、控制作用,伦理道德教化责无旁贷地发挥其最重要的教育职能,而传统家庭教育也以此为圭臬,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其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与贤妻良母的观念至为深入,把道德实践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
传统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引导教育子女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指引子女走一条最稳妥的人生道路。诸葛亮告诫他的外甥、儿子要立志,要“淡泊明志”,“志当存高远”。嵇康在《家戒》中说“人无志,非人也”。司马光指出了为子孙积攒钱财的害处,他认为如果为子孙积财,使子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那么积财只会招来子孙游手好闲、不知上进。这种鼓励子孙自立、自强,劝说父母不要为子女积攒钱财的家庭教育传统,在有识之士中间,颇为流行。
 
传统家庭教育之真谛,在于用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教育其子弟,诸如自立自强、勤奋好学、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国家、尽职尽责、重义轻利、不畏强暴、热爱和平、同情弱小、诚实忠厚、克己节俭、待人以礼、注重节操等,都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传统家庭教育强调慈爱与威严并重。韩非对此有一个总结,他说:“慈母有败子”,这个“慈”当然不是一般的慈爱,而是一种溺爱,溺爱会毁掉子女。颜之推总结了家庭教育的经验,认为亲子之间应该有严肃的一面,也应该有慈爱的一面,两者皆不可少。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宋朝袁采提出家庭教育要注意“不曲爱”,“不妄憎”。曲爱即溺爱,妄憎即把子女的缺点看得过重,因而对子女产生厌恶。他还提出,“曲爱”多发生在婴幼时,妄憎多发生在懂事之后。“曲爱”,即是父母对子女失去了应有的严肃,不教育、或由于过于的随便使子女不把父母的教育当回事,这样教育应产生的效果被过于的亲昵所冲淡,因而不起作用。
身教重于言教,教在不言之中。特别强调父、兄在遵守道德等方面起表率作用,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同时尽到教育子女、训导子女的责任。曾子杀猪的故事,所讲的就是曾子以履行自己的诺言为榜样,教育儿子要诚实守信,不得妄语。陶侃年轻时在浔阳县作小吏,管理渔业。有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去一罐糟鱼,母亲拒收官物,把鱼退了回去,同时写一短信批评儿子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母以自己的行动教子不得沾公家的便宜。郑板桥为了教育儿子待人忠厚,写信给他的弟弟说:“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为此要平等招待仆人子女,“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郑板桥以厚待仆人子女、善待儿子的同学的慈善行为,对儿子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华家庭教育的历史上,此类重视身教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是育才。各阶层、各职业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育才传统。一般按不同的培养目标分三个阶段进行。幼儿启蒙阶段:多为训练语言,辨别事物。多通过谜语、儿歌、童谣、故事等启发孩子的思维和智慧,培养识物的能力,灌输一定的生活知识。在文人宦官家,读书识字为主要内容。少年职业准备阶段:一般进行职业教育,长辈传授家技家艺,开始让子女担当助手、学徒,为成年后继承家业奠定基础。青年成才阶段:全面掌握本领,继承祖业或创业。
三、重视胎教,早育人材,快出人才。
 
古人认为,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不仅要在出生后进行,更重要的在出生前就开始胎教,这是早育人材,快出人才的必要前提。颜之推认为,等到孩子懂事后,才开始教育,就晚了。他认为古代圣王有胎教,当孩子生下后就请师保进行训导,一般人是没有条件这样的。“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他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幼儿只有爱,没有教,“饮食运为,咨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知识,谓法当尔。骄慢巳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他呼吁人们要及早教育子女。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史载,周文王的母亲和孟子的母亲都实行过胎教。《史记》提到古代胎教,母亲怀孕后,“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
历史上最早的胎教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列女传·周室三母》记载:“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实质上是从怀胎之始即对孕婴进行诚信熏陶。西汉贾谊任梁太傅时曾做《胎教》一文,提出产妇要以孝友诚信之德,对未出生的王太子进行正面影响与教育。贾谊引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宋代妇科著名大夫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一书中就有“胎教”一词,《妇科集略》也指出“受妊之后,宜令镇静,内远七情,外薄五味”等,古书中关于胎教的论述十分丰富。
 
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已开始重视发掘并重用“神童”了,甘罗十二岁为宰相。两汉时萧何作律规定,凡经国家考试,能背九千字以上的学童,可以为吏。在西汉末,东汉初,太学中已出现“奇童”、“圣童”等称号。《文献通考选举》列举九名“童子郎”和少年大学生,有七名在《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有传。唐代科举考试设童子科,唐王勃6岁善文辞,9岁读《汉书》,写下了《滕王阁序》。财政专家刘晏、诗人白居易都是唐中叶的神童,白居易5-6岁作诗,9岁通声律。宋代专设念书童子科以培养人才。宋真宗时选“念书童子”神童15名,其中有晏殊。明清也出了不少“少年信异”,神童的出现与他们的家庭早期教育有关,这些神童以多记、速记为主,宋代以背经书为准,当时有9岁女童诵读经书43件的记载。
四、重视社会环境和家风的熏陶
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对智力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古代家教很重视教育环境,最著名的莫过于孟母择邻处了。
注意良好家风的培养,以风化人。司马光在给儿孙的书信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世代相承,便是一种家风。元稹对他的儿子说;“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家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尔所详也”。不给儿孙留丰厚家产,从根上断了儿孙依赖祖上的念头,迫使儿孙自力更生,这就是以风化人。
五、有自己的教材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家教教材的编写,这些教材大致分为综合性的字书如《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百家姓》、《三字经》等、专门进行伦理教育的教材如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吕德胜的小儿语》等、历史故事书如李瀚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陈标的《历代蒙求》等、诗歌或辞赋类的教材如《神童诗》、《千家诗》、《训蒙诗》、《小学诗礼》等、专讲名物制度和实用知识的教材如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等。这些家教教材,又称家训、家诫、家规、家仪、家约、帝范、庭训、内训等,是封建帝王及士大夫阶层教育后代如何立身处世的道德读本。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蕴藏着强制性、约束性和训诫性等特点。一、修身处世、修德、为善、谨言、淡泊、存养、持敬、自省、慎独,二、读书治学、立志、求学、尊师、勤奋、惜时、渐进,三、克己笃行、力行、自强、诚信、改过、名实,四、恭俭齐家、治家、教子、孝慈、和睦、理财、勤俭,五、清政为官、贤达、敬业、廉洁、刚正,六、治平天下、德治、教化、用人,七、明察择交、知人、交友、谦敬,八、平和养生、节欲、和气、起居。教材对少儿进行教育,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主要表现为:一是著名学者直接或间接参与教材编写,提高了蒙学教材的权威性,确保了教材的高质量。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继承汉代重视家教的基础上,自订教材《家训》,它将古代治家的事迹分门编类以教育子女。以宋代为例,当时著名学者朱熹,吕本中、吕祖谦、王应麟等都曾亲自编写蒙学教材,如流传非常广远、被誉为“千古一奇书”、“袖里通鉴纲目”的中国古代启蒙教材《三字经》即为南宋大学者王应麟所编。司马光编著了《家范》10卷,列举了名儒治家的格言语录,作为家教的大纲,朱熹也著《朱子家礼》以教育后人。二是在内容上,幼儿教材把识字与伦理道德规范紧密结合起来。如南朝周光嗣编写的《千字文》寓信用教育于识字之中,其云;“信可使覆,器欲难量”,“笃初诚美,慎终宜令”。李毓秀编纂的《训蒙文》(后改名《弟子规》)提出:“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笠翁对韵》则推崇:“管鲍相知,能交忘形胶漆友;蔺廉有隙,终为刎颈死生交”。即使是专讲名物常识的蒙童读物,也往往融进信用教育的内容,如《名物蒙求》即有。人生而群,不可无教……信而有朋”之语。三是在形式上,蒙学教材切合儿童个性特点,善于将深奥的思想学说与儿童的生活日用相结合,言简意赅,通俗易晓,便于记诵。如吕得胜编写的《小儿语》在其《序》中立其宗旨:“以立身要务,谐之音声,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义现身心之孚。”历史类蒙养教材融教育于历史故事之中,极富感染力。《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一些蒙学读物还带有图画,如陶赞廷的《蒙养图说》与现今的“连环图画”或“小人书”颇似,形象生动。诗歌或辞赋类的教材,往往选择适合儿童特点和水平的诗歌辞赋,或五言,或七言,参为对偶,联以音韵,读来琅琅上口,好诵好记。除个别家庭自编教材外,大都是通用教材,由官方制定。最早的通用家教教材当推《礼记》,其中的《内则篇》教育家庭各成员因应怎样做,对后代的各种家教教材的制订有指导意义。此外有宋代的《三字经》等均为通用教材。通用教材一般分三类,一是识字的,二是为人处事的,三是经书,如四书五经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家教教材越来越多。这些古籍的精华部分对优良性格和高尚品质的形成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与美国的《EQ之门:怎样培养高情商的孩子》提供的现代观念和培养方法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本文编号:2007062600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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