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引起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除了一番口诛笔伐，我们更应当反思导致这一恶性事件的深层原因，以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笔者认为，在针对此事的诸多评论中，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到了根本，他说：“在这起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
“没良心”，是当今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如为了牟取暴利不顾矿工死活的矿难事件，以及为了个人私利导致的国有企业破产和国有资产流失等。而政府监管不力的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监管者“没良心”导致的。面对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让人不禁想起了孟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提醒---“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意思是说从上面的领导者到下面的老百姓都交相争夺利益，甚至可以见利忘义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在历史上，中国人一向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而在当代中国为什么“没良心”的人和事却屡见不鲜了呢?或者换言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道德教育不得力而没有深入人心呢?归纳起来，即在于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或许一直认为：我们国家一向重视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毕竟是软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在实践中的消极影响更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实际上，道德教育应当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当前，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更加关注的是孩子的分数、才能而不是品德的提升。在学校教育中，由于受到西方人才观念的影响，人才的取舍几乎完全看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专业知识。大学的道德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起到“长善救失”(使人的善良方面不断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出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不如小学生的局面，而仅仅是作为“高等知识的传习所”的大学，为社会输出的也只能是“有才无德”的人。在社会教育中，如今在社会媒体中传播和流行的诗词、歌舞、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广告又有多少褒扬人性的光辉和弘扬正气的内容呢?有的家长甚至抱怨找不到适合儿童学习的歌谣。而在当代中国，宗教教育对道德教育和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还未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挥。在制度建设上，官员的政绩考核、提拔升迁主要看的是GDP增长，而不是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思想道德教育似乎是任何人都可以承担的职责，所以经常是把那些没有专业特长的人安置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即使是偶尔举办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座，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思想上未必真正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一把手”往往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而不能出席。这些现象都说明，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形式上、口头上、表面上的重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相信这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将是另外一番气象。
当然，也有人会说，很多从事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者和实际工作者也具有相当的责任意识，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但是却苦于找不到方法。有这种想法的人应当首先反省一下：自己的责任意识究竟如何?真正有这样志愿的有心人就必然能够为道德教育找到适当的、有效的方法。我们不妨扪心自问：
自己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应付领导检查，还是真正助益社会大众?自己是否做到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当我们到处宣讲爱护环境、有责任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否肯弯腰捡起地面上的那一块垃圾?当我们告诉别人要讲礼貌的时候，我们是否首先从内心存有对他人的尊重?这些问题看似很小，却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因为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识的传授，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依靠的是教育者身教的带动，而不仅仅是“说”教，因为“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如果从事道德教育的人认为自己所讲的都是要求别人去力行的，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是乏力的，不可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久而久之，还会引起人们对道德教育的反感和不信任。
道德教育是有规律的。中国有着五千年道德教育的经验和方法，而这些方法和经验就蕴含在中国传统童蒙教育的经典《弟子规》一书中。在当下的实践中，无论是安徽“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构建和谐城镇的成功经验，还是海南省司法厅把传统文化教育引入监狱对服刑人员改造所取得的良好效果，都是从这本小册子入手的。现在，有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也把《弟子规》和重视道德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引入企业管理中，开创了“中国式管理”的最佳案例。实践证明，遵循规律的道德教育是切实有效的。当我们面对诸多企业见利忘义的行为导致的社会问题而对道德教育丧失信心的时候，正是这些通过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获得成功的案例，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这种希望正是来自于我们对中国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与尊重。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16日第11版
